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哪位开国将军没赶上火车错过新中国的授衔仪式?

2017-10-12 08:25| 发布者: 文登信息港| 查看: 80| 评论: 0|来自: 中新网

摘要: 张贻祥二话没说,立即投入新任务的安排部署当中,等到工作处理完毕,马不停蹄赶到沈阳时,天已入夜,当晚已经没有开往北京的火车了。未能亲历新中国将军授衔这历史性的一刻,虽然成了张贻祥终生的遗憾,但他一点也不 ...

1909年阴历正月初八,张贻祥生于安徽省金寨县南溪镇南湾村吴家湾一户贫苦农家。全家9口人,仅有3亩薄田、3间草房,全年收获粮食仅够全家生活3个月,其余时间只能靠野菜度过饥荒。他的父亲张良瑛与母亲张汪氏共养育了4个儿子、3个女儿,张贻祥是老三。由于灾荒和外债增加,念了两年私塾的张贻祥很快就辍学在家,帮助家里干一些拾柴、放牛等农活。14岁开始到舅舅家做活,16岁到冷冲帮工,18岁到地主家打长工。辛辛苦苦,一年下来,只能换来200斤玉米,帮助全家勉强度日。3个姐妹先后被卖给人家当童养媳。1928年春节,母亲到地主家借粮无果,反被地主放狗咬伤,从此一病不起,当年4月就去世了。青少年时期的苦难经历,使张贻祥的反抗精神与日俱增。

1928年,张贻祥在地主家做雇工时,偶然接触了被土豪劣绅斥为“赤色分子”的革命人士。和他一起扛活的有个叫张世才的帮工,经常悄悄地向长工们宣传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知识。黄麻起义爆发后,张贻祥在思想上受到强烈震撼,便坚定地回到家乡南溪,一边做农活,一边寻找党的秘密组织,终于在1928年5月参加了商南秘密农会小组。在农会的领导下,张贻祥与农会成员一起,杀了一批地主老财,在当地产生了重要影响。1929年4月,张贻祥与弟弟张贻瑞一起参加了赤卫军,被编入麻河二区游击队。5月,参加了著名的“立夏节起义”,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二师的一名战士,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。随后,张贻祥随部队参加了对地主武装、民团、清乡队、编练队和联保办事处的历次战斗。

1930年12月14日,在红军第三次攻打金家寨的战斗中,由于敌人工事坚固、火力较强,红军进攻一度受阻。张贻祥所在的红四团奉命担任主攻,他们敢于牺牲、勇猛冲杀,与敌人展开激烈的肉搏战,终于撕开敌人阵地缺口,取得了战斗胜利。

由于表现突出,1931年3月,张贻祥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,并被提拔为连指导员。1933年1月,红四方面军进入川陕后,张贻祥任团特务连副连长兼党支部书记,后被调至二一八团教导队。

1935年5月,红四方面军总部驻扎在四川通江空山坝地区,当时东有国民党军刘存厚部,西有田颂尧部,他们对红军形成了四面合围之势。总部决定以十一师、十二师为主力歼灭东线的刘存厚部,打破敌人包围。张贻祥所在的第七十三师二一八团奉命正面坚守大、小骡马和小坎子等阵地,堵击西线田颂尧部的进攻。空山坝战斗当天,师长王树声亲临阵地前线指挥作战。面对面前黑压压的敌人,他一再叮嘱大家:“沉住气,把敌人放到50米再打!”战斗于下午开始打响,王树声带领红军战士勇猛出击,与敌人展开多次肉搏战、拉锯战,挡住了敌人的疯狂进攻。夜幕降临后,空山坝突降大雨,加之敌人进攻猛烈,部队之间失去了联系。为赶在第二天拂晓前消灭敌人,二一八团团长按照王树声要求,写了一封信,命令张贻祥带一个小分队送到坚守在另一个山头的三营。在越过敌人的封锁线时,他们遭到敌人炮火的猛烈阻击。张贻祥当即决定兵分两路,由他带领几名战士与敌人正面交火,掩护另外几名战士突围迂回送信。经过两个多小时激烈战斗,估计战友们已经把信件送到三营,他们才开始实施撤退。面对敌人枪弹的持续扫射,几人只能摸黑紧贴地面匍匐后撤,结果不知不觉爬到山崖边缘。突然,张贻祥觉得身子一滑,连人带枪跌下悬崖。当他从昏迷中睁开眼睛时,已经天亮了,他这才发现自己被吊在一棵松树上。原来,是随身的米袋子、子弹带和斜背的步枪挂住悬崖上的树杈,救了他一条命。直到这天下午,3个砍柴的老乡发现了他,把他救下藏到家中。战斗结束部队打扫战场,寻找失散人员时才找到他。归队后,王树声高兴地对他说:“你立了一大功,救了我们一个营!”后来在张贻祥80寿辰之际,原解放军艺术学院院长魏传统曾为其赋诗一首:“空山战斗挂悬崖,隔日三农救到家;西北沙滩建伟业,同心奋起振中华。”

1935年8月,张国焘公然实施分裂活动,擅自命令红四方面军南下。这时,张贻祥任九十三师二七九团参谋长,随师部一同南下。由于部队严重缺粮,当部队行至丹巴河时,张贻祥奉命带领一个排的筹粮队(其实只有几个人)到河对岸筹集粮食。丹巴河位于大渡河上游,两岸高山险峻,中间水流湍急,再加上连续阴雨,此时的丹巴河浊浪翻滚、激流澎湃。河上本来有吊桥,可因为当地群众长期受敌人反面宣传欺骗,在红军到达之前将桥破坏了。没有渡船,红军只找到两只皮筏子,他们借助波浪的惯性力量,用木板一点一点地向前划。到了河对岸藏家寨子,他们挨家挨户寻找粮食,找到粮食后就放下几块大洋,或者留下一张借粮的借据。在渡河返回到达河心时,一股洪水突然奔涌而至,皮筏在巨浪冲击下顿时失去控制,紧接着又撞进一个大漩涡,顺着水旋的方向飞快旋转。两个战士吓得脸都白了,慌乱之中连声喊叫:“跳河吧,快跳吧!”张贻祥赶紧制止说:“不能跳,跳下去必死无疑!”就在紧急万分的时刻,皮筏碰到了暗流中突出的一块大石头,被石头一顶,反被弹出了漩涡。于是他们又顺势用力划水,最终脱离了险境。等到爬上河西岸,因為疲劳和惊吓,3个人躺在岸边半天无法站立起来。第二天,筹粮队冒着生命危险,又到对岸筹集粮食。好不容易找到几袋麦子,就地用老乡的水磨磨成约三四百斤面粉,分装成6袋。第三天,张贻祥带着2名通讯员扛着3袋面上了第一只皮筏,他担心皮筏负载过重,易于倾覆,临出发前丢下一袋面粉,顺利返回对岸。可是,后面3名战士由于舍不得扔掉到手的粮食,坚持装了3袋面,结果在划到河中心时,突遇急浪,皮筏子被冲进一个石缝里,再也没能出来。在丹巴河边停留的五天五夜里,红军为了筹集粮食,有近百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。

1935年8月中旬,红军向阿坝、班佑地区挺进。红军出发前仅按每人每天一两把青稞炒面标准分发了3天口粮。沿途沼泽遍地,环境异常恶劣,饥饿、干渴、泥潭等随时会带来致命危险。张贻祥所在团有一个排,实在忍受不住饥饿,夜里采吃了草地蘑菇,结果集体中毒,20多人几乎全被毒死。草原气候变化莫测,时雨时晴时有风雹,文工团里十二三岁的小红军本来就饿得站不住,几天下来,有的硬是被冰雹砸死了。凡是能找到、能充饥的东西,大家都平均分配,相互照顾,不让一个人吃亏。经过一个月左右艰苦行军,红军终于第一次通过了被称为“绝境”的草地。endprint

1935年9月,张国焘再次胁迫四方面军南下,部队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再次穿越草地,许多红军指战员没有牺牲在敌人的炮火之下,却被自然条件极度恶劣的草地夺去了宝贵的生命。

1936年3月初,红四方面军开始西进,再次翻越在丹巴、道孚之间的大雪山脉中段海拔5000米的折多山。山上终年积雪、空气稀薄,气候变化无常,不时有冰雹、狂风、大雪降临。为避开风暴袭击,必须在12时前通过顶峰。这样,部队不得不在头天下午开始行动,连夜接近主峰,在陡峭的山坡上刨开冰雪,辟路前行,终于又一次翻越雪山。

1936年7月初,红二、四方面军会师后开始北上。红三十一军从炉霍地区出发,经壤塘、查理寺、毛儿盖向包座前进,第三次穿行在茫茫数百里的草地上。这次虽然准备比较充分,但由于比以往两次路途远、时间长,才过一个星期部队就断粮了,指战员们再次以野菜、草根、皮带、牛皮来充饥。他们每人拄着一根树枝,小心向前挪动。饥饿、疾病和泥潭威胁着每个人的生命,越来越多的战友倒在了草地泥浆里。经过近一个月的长途跋涉,终于再次走出了草地。在这段艰苦卓绝的征程中,张贻祥始终昂扬着坚定的革命斗志,从来没有叫苦叫累。

抗日战争开始后,张贻祥受命先后担任八路军涉县工作团、武涉工作团团长,开辟冀西抗日根据地,组建“八游支队”,组织发动群众,发展统一战线。

1938年2月9日,以桂干生为司令员、张贻祥为政委的游击支队(亦称桂张支队)成立。游击队在正太路以南、平汉路以西的河北、山西两省交界的山区活动,破坏铁路交通,拆卸枕木钢轨,剪切通讯电线,配合主力部队作战。在地方党组织领导下,他们发动群众,组织武装,建立政权,把一批又一批的武装人员输送到主力部队。1938年五六月份,他们向八路军总部选送了500人的优质兵员,这些人政治成分好,70%是党、团员,为组建成立八路军特务团立下了汗马功劳。而后,他们又按照一二九师师部要求,组织了1800人,编成了三八五旅十三团。到1938年底,游击支队发展到6000余人,加上平顺、昔阳等8个县游击队和地方独立营,共有1万余人。

1939年,张贻祥到太行独立支队任政治部主任,后任晋冀豫军区二分区政治部主任、政治委员,参加了多次“反扫荡”斗争。1941年开始,任一二九师司令部参谋处政治协理员、直工科总支委员会委员。那时一二九师师部有一批知识分子,张贻祥担心自己文化水平低,做不好师部机关的支部工作。邓小平鼓励他说:“机关官多兵少,必须加强政治思想工作,你是老做政治工作的,来这儿好!党管干部,该管就管,首先把支部工作做好。”张贻祥此后工作出色,没有辜负邓小平的期望。

抗战初期,八路军因武器装备不足,逐步开办了一些修械所和炸药厂。1943年1月,张贻祥被调往军工部,从此踏进了军事工业的大门。

军工部下辖的兵工厂实际上只是一些手工作坊,设备、工具和工艺基本是土法上马。以土窑洞、农宅、庙宇作工房,用木制风箱作鼓风机,用泥土制作化铁炉和砂箱,用老百姓盛水或储粮的陶瓷缸作硫酸容器,用日常用棉作硝化棉发射药原料,用大铁锅脱脂,用土炕当烘干机、擀面杖当碾棍、剪刀代替切片机,就这样进行军工生产。每个兵工厂只有极少数几名来自城镇的所谓专业技术人员,其余大部分都是从社会上招收的铁匠、木匠、铜匠、锡匠等手工业者和农民。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,张贻祥与工匠们一起制模具、翻砂、打铁、拉皮带轮,战胜了生产技术和物质供应困难,保障了战场军需。由于敌人的频繁“扫荡”和严密封锁,军火生产难以为继。为了筹备原材料,张贻祥与各村农会一起发动群众献铁、献铜、献火硝,汇集群众的智慧和才能,研制生产出多种规格、多种品种的地雷,极大地支援了抗日前线。经过努力,军工部从抗日战争初期只能以修理枪械、炒制炸药为主,逐步发展到能够制造简单的枪械,继而又生产出50毫米口径小炮及炮弹、迫击炮等当时比较先进的武器,为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奠定了基础。

解放战争时期,太行山区兵工厂昼夜灯火通明、机器轰鸣,一片繁忙景象。到1946年底,这里的兵工企业已有职工3000余人,能复装山炮、生产野战炮弹,月产82毫米迫击炮弹8000余发、手榴弹23万枚,复装各种枪支8万支,制造小口径火炮180门,生产各种枪炮发射药1.5吨,硝铵炸药2.5吨。这些武器弹药被源源不断地运送到华北、淮海战场,为夺取全国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。

新中国成立之初,为适应国防建设需要,中央军委总后勤部要求,兵器工业要尽快实现由旧军事工业向新军事工业转变,由小规模生产向大规模生产转变,由保障国内战争向保障现代国防转变。

1951年8月,张贻祥出任华北军区军械部政治委员。根据朝鲜战场的需要,军械部奉命研制反坦克武器。在既无图纸、又无经验的情况下,张贻祥组织人员利用缴获的残缺样品,开展技术攻关,仅用半年时间,先后成功研制90毫米反坦克火箭筒和配用的两种火箭弹。与此同时,他们设计制造了57毫米及75毫米无后坐力炮,以及与其配套的破甲弹、榴弹,仿制了反坦克手榴弹、反坦克地雷等,极大地增强了志愿军步兵的反坦克作战能力。

为实现军队装备现代化,中央军委决定筹建中央军械试验靶场,并令张贻祥担任选场委员会主任。在开展筹建工作之后的一个多月里,张贻祥带着选场委员会一班人顶风冒雪,风餐露宿,起早贪黑,圆满完成了首次勘察选点的任务。

1954年1月18日,张贻祥担任中央军械试验靶场场长兼党委书记。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,张贻祥同黨委一班人坚持“边建设、边试验、边培训”方针,带领全体人员,在渺无人烟的东北大荒原上艰苦创业。他们先在射击窗口把试验枪械固定在木桌上,在枪械有效射程末端插好简陋木靶,然后每打出5枪,步行近1000米,到枪靶处查验弹着点联起来的图形,再回到射击处,有计量地调整试验枪的位置,然后接着试验。

军械靶场还没正式投入使用的几年里,张贻祥和大家一起,克服重重困难,创造有利条件,先期进行了一些试验任务。1954年,组织了日88式75毫米高炮榴弹引信延时时间测定试验;1955年,进行了75毫米无后坐力炮、82毫米迫击炮、76毫米加农炮、122毫米榴弹炮、54式手枪和12.7毫米高射机枪国家定型试验,与有关厂协作进行了37毫米高炮炮管寿命试验和身管材料试验。在河北进行了37毫米高炮的拖靶试验,在广东进行了射表研究试验和3种口径火炮南方夏季自然环境适应性试验。仅各种兵器试验就完成了火炮、弹药、引信、轻武器等73项大型任务,发射炮弹6万余发、枪弹21万余发,编拟地面炮射表3个,为其他兵工厂验收122毫米高炮585门、152毫米榴弹炮236门。经过4年的艰苦奋斗,到1956年,我军第一军械试验靶场常规武器试验基地终于投入使用,为我国常规武器科学试验事业开创了良好的开端。兵器靶场后来发展成为亚洲最大的常规兵器试验中心。endprint

1955年9月27日,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。这天下午2时30分,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隆重仪式,周恩来在当天签发的第265号“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授予军衔命令”中,“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械试验靶场场长张贻祥以技术少将军衔”,同时向他颁发了一级解放勋章、二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二级八一勋章。

然而,这样重要而光荣的荣誉,张贻祥却由于工作原因缺席了仪式。9月26日,在热火朝天的武器试验靶场工地上,张贻祥接到总干部部、總军械部通知,要求他在9月27日14时前赶回北京参加授衔仪式。但几乎是在同时,总军械部又发来加急电报,对靶场下达了新的任务。两相比较,对军人而言,个人荣誉无关紧要,而完成工作任务比什么都重要。因此,张贻祥二话没说,立即投入新任务的安排部署当中,等到工作处理完毕,马不停蹄赶到沈阳时,天已入夜,当晚已经没有开往北京的火车了。未能亲历新中国将军授衔这历史性的一刻,虽然成了张贻祥终生的遗憾,但他一点也不后悔。

1957年,张贻祥又奉命到西北边疆,参加我国导弹等国防尖端武器试验基地的建设。为筹备导弹靶场建设,张贻祥等勘察组一行进行空中勘察后,乘车到了试验基地首区附近的青山头,又骑着骆驼到了中蒙边界,详细勘察这一带的疆界邻接、社会经济、交通条件、地形地质、气象气候、水源水量、电力供应、通讯联络、土地占用、资源材料及附近居民等方面情况。那时正值数九寒天,大西北气温降到了摄氏零下20多度,勘察组骑着骆驼在“平沙万里绝人烟”的戈壁滩上跋涉,吃尽了苦头。晚上天气太冷,大家就在土窖子里点燃梭梭柴,生起篝火,用以取暖御寒。一天晚上,陈锡联和王尚荣因为睡不着觉,想把张贻祥喊起来一块儿聊天,结果连叫几次也不见他吭声。他们预感不妙,忙撞开房门,发现张贻祥已昏迷不醒。陈锡联立即叫来医务人员进行抢救。原来,由于土窖房门关得严实,梭梭柴燃烧后一氧化碳含量太高,导致煤气中毒。勘察组赶紧联系附近部队,派出直升机把他送到兰州军区总医院。由于抢救及时,张贻祥才幸免于难。

在军队和科研人员的共同努力下,短短几年时间,建设了一批战略武器试验场区,成功研制并发射了东风3号、4号导弹,各种中程、中远程导弹和反导武器分别进入试验和研制阶段,选点建设了西昌、太原卫星发射场等二、三线试验场区,保证了不同型号、不间断的尖端武器试验,为我国迅速发展战略武器和空间技术奠定了坚实基础。与此同时,张贻祥还参与了人造地球卫星地面观测台、站勘察选点的组织领导工作。

从1957年进驻戈壁,直到1979年离开大漠,张贻祥在祖国的西北戈壁荒滩上奋斗了整整22个春秋。他先后参加领导和组织实施了我国第一枚自行研制的运载火箭、第一枚导弹武器和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——东方红的发射试验任务,亲历了我国尖端国防事业的起步草创与成长壮大,为国防事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,成为导弹武器和卫星发射试验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。

1999年5月22日,张贻祥因病在北京逝世,享年91岁。老将军骨灰的主要部分被安葬在第二十训练基地烈士陵园,少部分被安放在金寨县革命烈士陵园,实现了他“干在戈壁滩,埋在青山头”的豪迈誓言,也了却了老人家叶落归根、守望乡土的朴素心愿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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